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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冤假错案谈遏制刑讯逼供的必要性
———从赵作海案件,张高平、张辉叔侄案件说开
2015-08-10 11:52:07 作者:李 阳 来源:正宁县检察院 浏览次数:
    近年来,新闻媒体屡屡爆出一些冤假错案的平反,经舆论发酵,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猛烈刺激了国人神经,不仅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甚至激起了公众对司法公平正义的质疑。而通过剖析这些冤假错案就会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与刑讯逼供相联系,二者如影随形。鉴于此,笔者仅以赵作海案件,张高平、张辉叔侄案件为例,浅谈刑讯逼供的危害、成因及预防对策。

    一、案例实证

    赵作海案件:归来死者帮鸣冤

    2010年4月30日,赵作海故意杀人案件中,“被害人”赵某某奇迹般的“死者归来”,时止当时,被羁押11年,曾经9次认罪的“杀人犯”赵作海才沉冤昭雪,案件真相大白于世。
事后,当地检察机关的一份《检察意见书》显示:当年侦破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的5名民警涉嫌刑讯逼供犯罪,并披露了对刑讯逼供细节的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赵作海当年被3个审讯组不间断的轮番审讯,遭遇挨饿、罚站、蹲马步、手枪恐吓及拳打脚踢等一系列肉体或精神折磨33天。可怕的是赵作海在难以承受各种变相摧残的情况下,为了认罪曾让妻子寻找别人尸骨以冒充“被害人”赵某某,自1999年10月10日之后,赵作海相继作了9次有罪供述。
张高平、张辉叔侄案件:真凶落网得自由

    2003年5月的一天,张高平、张辉叔侄驾驶的大卡车从歙县驶往杭州的途中,经熟人请求,好心搭载一女孩,不料,时隔不久女孩竟“尸现水沟”。随后,张氏叔侄被公安机关认定为本案犯罪嫌疑人,经二审两人分别被判处死缓和有期徒刑15年。

    刑罚执行至2012年底,通过DNA鉴定,真凶突显竟是另一案件中已被判刑的罪犯。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张氏叔侄案件进行再审,撤销原判,宣告二人无罪。至此, 服刑10年的张氏叔侄重获自由。从官方披露看,当年侦查人员对张氏叔侄进行过连续7天7夜的的审讯,采用突击审讯、不让吃饭和休息、令其罚站、蹲马步、关笼子以及拳打脚踢等刑讯逼供手段,屈打成招,迫其认罪。

    以上两个案例,有其共同之处:一是所认定犯罪性质相同,均为故意杀人罪,系重大暴力性犯罪。二是证据倾向相同,均未收集到作为物证的杀人凶器,鉴定意见与被告不符,主要依据审讯笔录定案。三是与大多数冤假错案相同,侦查部门在侦查、审讯中均采用了肉体、变相肉体或精神折磨的刑讯逼供手段。

   二刑讯逼供的危害性分析

    刑讯逼供指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侦破案件过程中,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肉体或精神,以获取其所需要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审讯方式。刑法对刑讯逼供的犯罪打击进行了不断修改完善,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证据,不得让任何人自证其罪。”然而,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却屡禁不止,导致的结果骇人听闻。

    (一)刑讯逼供助推冤假错案的发生,践踏公民人身和民主权利。刑讯逼供的后果往往使一些人被屈打成招,践踏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从而使冤假错案成为其战利品,放纵了真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赵作海案件平反后,在得知办案机关已经承认对其存在刑讯逼供后,他说:当时办案人员对他采用所谓的“喝药水、敲木棍、放鞭炮”及各种拳打脚踢,加之30多天不让休息,不承认就打的各种残酷场面让他迄今仍记忆犹新。但在他看来,若一切重新来过,他依然会选择“承认杀人”,因为那样至少他不会被打死。发自赵作海内心的独白令人心颤,由点及面,不论是张氏叔侄案件、余祥林案件、杜培武案件、李久明案件等等诸如此类的冤假错案,在当时所经历的严刑拷打几乎如出一辙。案件是了结了,但确实做出来的案件,而不是查出来的事实,结果是促成了一桩桩冤假案件的产生。

    (二)刑讯逼供使得真相被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严重降低刑诉效率。刑讯逼供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刑讯手段获取审讯人员所希望得到的口供。从所取得的口供的真实性判断,不外乎三中可能,即全真、全假和真假参杂。如果口供涉及的全部事实或主要事实为假,那么必然会导致冤假错案,这样刑讯逼供的行为和冤假错案的发生之间就必然存在因果关系,以致真相难以浮出水面,真凶难以绳之以法。倘若口供全部内容为真或涉及主要事实为真,那么能否推出,刑讯逼供的正当性或对于这种办案行为应当给予鼓励或隐性的肯定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追求实体正当应当通过程序正当来实现,只有程序公正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让公众、当事人相信其行为不是恣意的产物。从张氏叔侄等冤假错案来看,凡涉及侦查机关办案过程中采用刑讯逼供手段取证的,其结果是用人为“做”出来的扭曲事实掩盖了程序的不正当性,而冤假错案的发生会大大增加诉讼成本,使得以前的诉讼程序归于无效,浪费国家司法资源,导致刑诉效率的降低。

    (三)刑讯逼供行为破坏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更极大的损害了司法公信力,重伤法律的神圣,易使公众产生对司法机关的质疑。赵作海、张氏叔侄等错案的发生,不仅让人们对适用刑讯逼供手段办案的人员深恶痛绝,是对法律底线的无情触碰,更是对国家法律公信力和国家形象的败坏。刑讯逼供从表面上看,仅仅涉及到司法人员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从其实质来看,不难发现刑讯逼供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法律除了指引人们按照法的要求来实施行为之外,还必须在法的实施过程中逐渐培养人们对法的信任和尊重,司法人员的模范守法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但是刑讯逼供造就的冤假错案的频繁发生,无疑使人们产生对法制的信任危机。刑讯逼供其实质就是司法机关人员对权力的违法滥用。当一件件冤假错案大白天下,痛定思痛之余,人们对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权威、对社会的司法制度是否公正产生了怀疑,失去了信心。当司法机关执法犯法引起公众的愤慨后,最终导致的是司法机关队伍形象的败坏,是人们对法律信仰的沦陷。

    (四)刑讯逼供破坏了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性要求,违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程序正当性是刑诉的基本要求之一。《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正当的解释是:“按照法律规定,对受指控者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的一种法律程序。”正当程序的基本内容包括:设定法律正当程序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法律的正当程序即包括立法也包括执法;剥夺公民生命、财产和自由权利必须遵循法律的正当程序。但从各类冤假错案所反映的刑讯逼供问题来看,正是破坏了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性要求,不论是在程序的操作中,还是在执法过程中明显违反了刑诉法对程序正当性的要求。从根本上否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将其视为无人格尊严的客体对待。实体真实和程序正当是刑事诉讼的双重要求,刑讯逼供作为一种极端的诉讼手段,不仅是对个人肉体或精神的摧残和折磨,更有悖于实体的客观性和程序的人道性。

    三、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存在刑讯逼供现象,既有司法人员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法律制度和司法条件等客观方面的原因。

    主观方面的原因:一是特权思想作祟。司法实践中,有的侦查人员把法律赋予的权力无限度的扩张,自我法律化,认为涉嫌犯罪的人便是自己管理的对象,认为既然涉嫌犯罪,受到肉刑或变相肉刑的折磨就应该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任意使用司法权力,无视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二是有罪推定的旧观念依然存在。法律明文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可是实践当中,一些办案人员主观臆断,认为一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认自己有罪,便是不配合,不老实的表现。三是对口供的过度依赖性强。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口供被认为是定案的证据之首,这种非正常的观念已沉淀数千年,不可避免的影响了一些司法机关办案人员的观念和执法行为。

    客观方面原因:一是刑事诉讼制度不健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反对自证有罪规定尚需进一步完善,仍未形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制度。二是侦查监督相对薄弱。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具有监督权,但在具体操作中,这种监督大多是事后监督,是在案件发生后才启动的监督方式,缺乏事前的积极介入,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往往很难形成严密的监督链条。三是刑讯逼供案件查处难度较大,对存在刑讯逼供的侦查人员处罚力度不够。刑讯逼供经常发生在不公开和封闭式的环境之下,遭受刑讯逼供的的人员往往很难搜集证据或及时报案。对刑讯逼供涉嫌犯罪的定案证据收集难度较大,加之司法机关之间的种种关系,使得制裁涉及刑讯逼供方面违法犯罪行为力度软弱,惩罚强度不够。

    四、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分析

    刑讯逼供是毒树之果,其行为引发的冤假错案让人触目惊心。然而这一屡禁不止的现象,造成的危害日益彰显的同时,也在时刻告诫人们,预防和遏制刑讯逼供现象迫在眉睫。其形成原因的复杂也决定了根治这一顽疾必须多措并举。

    (一)提高司法人员素质,摒弃特权思想,更新观念,消除刑讯逼供产生的思想根源。一要使司法工作人员认识到,从查清案件实体真实情况来看,刑讯逼供并不是促使犯罪分子如实交代罪行的最佳手段,反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引起被追诉者的对抗心理,从而拒绝如实交代。二要要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提高和加强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教育,树立其对公民的基本人权的尊重和敬畏,对法律基本精神的信奉,对社会主义法治的景仰。三要在司法人员的选拔方面,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同时不断提高司法人员、侦查人员掌握和运用侦查技能和审讯技巧的能力,加强司法人员的定期培训教育,在司法理念和职业技能上提升其水平。 

    (二)彻底摒弃有罪推定、疑罪从轻的错误观念,禁止强迫自证其罪。赵作海、张氏叔侄等一件件刑讯逼供造就的冤假错案,无时无刻都在吹响着遏制刑讯逼供的“号角”。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都规定,凡经查证属实确属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利诱、欺骗等方法非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一次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完善了无罪推定原则,这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发展。作为办案人员要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实践中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真正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各项要求,以此来教育广大司法工作人,特别是侦查人员。应当对“证据确实充分”标准进行统一规范、细化,强化其可操作性,同时引导侦查机关将侦查着力点引向外围证据的收集上来,改变过分依赖口供的办案模式。

    (三)建立相应的侦押分离制度。目前,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由公安机关主管。这种侦押一体化机制,在防范刑讯逼供、保障诉讼顺利进行方面,存在诸多弊端,不仅不利于防范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而且为查处刑讯逼供犯罪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为此有学者提出了侦押分离的观点,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看守所的管理,建立相对独立的,专业化、科学化的监督机构。对此看法笔者表示认同。

    (四)完善对侦查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规范、完善的监督的制约机制,是预防刑讯逼供案件发生的重要措施。譬如,建立嫌疑人身体检查制度,由检察机关监所部门组织对犯罪嫌疑人的身体进行定期检查;建立检察机关对侦查过程中强制措施采用的监督机制,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的一体化监督模式;确定刑事办案过程中的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目前,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办案过程中已经全面实行了办理职务犯罪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笔者认为在所有刑事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应该推行全程录音录像,而且应当以法定形式明确化。

    (五)进一步加大对司法人员刑讯逼供行为的追究力度。刑讯逼供与司法人员的虐待被监管人员罪、非法拘禁罪等其他侵权犯罪相比行为更为恶劣,社会危害性更大,量刑却轻得多,显失公平。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及量刑规定,权衡刑讯逼供犯罪人员的主观方面,行为的恶劣程度、后果的危害性大小,落实对刑讯逼供人的责任追究,对于被控涉嫌刑讯逼供的案件,应依法审判,从而形成一种刑罚威慑;对查明存在刑讯逼供行为的司法人员,严厉惩罚,绝不姑息。对于刑讯逼供犯罪行为发生后,取证难、查处难得情况,可实行更为严格、详尽的举证责任倒置,加大对此类型的犯罪的打击力度和宽度,严格落实“一案双查”和“两个责任”的规定,对负领导责任、间接责任、直接责任的人员进行倒逼式追责。

    综上所述,刑讯逼供作为促使冤假错案发生得主要因素,也可以说是始作俑者。给受害人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损害了法律权威,遏制刑讯逼供,防范冤假错案任重道远。因此,司法机关及其办案人员要在依法治国方略的指引下,通过自身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认清祛除这一痼疾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必要性,始终将司法和执法工作纳入法制轨道,确保受害人不再因此受冤蒙屈,个人合法权益不再因此被践踏凌辱,国家形象和法律公信力不再因此遭受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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